股票配资的知名地缘策略研究机构Clocktower：美联储无法逃避的政治回摆

　　华尔街见闻股票配资的

　　近期，在特朗普总统持续施压之下，美联储独立性遭侵蚀的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尤其是特朗普解雇美联储理事Lisa Cook，以及鲍威尔在Jackson Hole年会上意外转鸽，更加深了华尔街对美联储“政治化”的担忧。在此背景下，并分享近期全球报告中的一段分析，供读者参考，以更好理解美联储正在经历的政治再定位。

　　知名地缘策略研究机构Clocktower认为，美联储在美国历史上从未真正独立过。投资者所谓的“独立性”，更多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央行反通胀取向与新自由主义政治共识之间的一次短暂契合。如今，随着美国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由新自由主义转向民粹主义，美联储随之而来的政治再调整几乎不可避免。

　　所谓的美联储“独立性”，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缺陷的概念，因为它并未在美国法律中得到明文规定。从美联储1913年成立至今的历史经验表明，其政策和行动始终受到政治力量的塑造、制约甚至直接指挥，包括行政部门的压力、国会的授权约束，以及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潮流。

　　1980年前：服从政治力量

　　自1913年创立起，美联储就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并长期处于政府控制之下。早期，美联储更多地扮演财政部的融资工具角色，而非独立的货币当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以低利率贴现国债，为政府举债提供资金。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总统通过1933年的紧急权力剥夺了美联储的金本位约束，使财政部完全主导基础货币并冻结美联储资产。到二战期间，美联储更是明确承诺压低利率，以降低财政部的融资成本。时任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甚至直言，美联储只是在“执行财政部的决定”。

　　1951年的“财政部—美联储协议”通常被视为现代美联储独立性的起点，它终结了战时的利率管制，使美联储能够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然而，这份“独立性”不过是名义上的，很快又被政治压力侵蚀。20世纪6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强烈要求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维持低利率，以支持越战开支和“伟大社会”计划。1965年，约翰逊总统甚至据传在德州农场与马丁就加息问题发生冲突。1967年，双方达成妥协：美联储放松政策，换取约翰逊推动国会通过加税。

　　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代更进一步，将美联储视为政治工具。他在1970年任命阿瑟·伯恩斯为主席，期待其奉行宽松政策，并在第一任期内通过逾百次私下会晤反复施压，甚至在著名的“尼克松录音带”中留下明确要求扩大货币供应、助力1972年连任的指令。此后，福特和卡特两任总统虽然手段更为隐晦，但仍持续向美联储施压：福特向国会保证货币供应会增长，卡特则在竞选中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反通胀立场。

图：尼克松总统与时任美联储主席伯恩斯

　　除了行政部门的直接干预，美联储同样受制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氛围。阿瑟·伯恩斯1979年的演讲《中央银行的痛苦》是这一局限的最佳注脚。他指出，1970年代的持续通胀，并非单纯源自糟糕的货币管理，而是更深层的政治现实：美国选民和民选代表更看重就业、增长和福利，而非物价稳定。每一次紧缩尝试都会立刻给家庭和企业带来切实痛苦，引发国会和公众的抵制，而抑制通胀的长期收益却模糊难见。伯恩斯直言，通胀之所以顽固存在，是因为存在“强烈而普遍的政治偏好”倾向于扩张政策。他的结论凸显了货币政策的政治属性：没有广泛的民意支持，中央银行再怎么标榜“独立”，也无法真正压制通胀。

　　1980年代至2010年代：独立性的“新自由主义构建”

　　1970年代的通胀动荡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打开了政治空间。对高通胀感到厌倦的选民开始右转，倾向于小政府、放松管制和市场导向改革。里根在1980年的压倒性胜利象征了这种中位选民的转向，把财政保守主义与反通胀热情植入美国经济治理的核心。在此背景下，央行“独立性”被重新定义为防范政治动机下滥发货币的制度防线，其首要任务是确保价格稳定。沃尔克在1979年被任命为主席（由卡特提名、里根延续），其坚定的加息行动正是这种政治转向的缩影。

　　然而，这种所谓的“独立”从未真正脱离政治。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建构，用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优先事项。通过将低通胀（明显有利于债权人和资本持有者）置于充分就业（历来是亲劳工政策核心）之上，美联储的“独立性”实际上成为隔离政策制定过程与劳工再分配诉求的机制。因此，央行独立性并非某种“技术官僚治理的中性回归”，而是1980年代社会政治共识的产物。

　　格林斯潘1987至2006年的长期执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模式。他主导的所谓“伟大稳健期”，以稳定增长和低通胀著称，塑造了美联储作为技术官僚、不受政治影响的形象。然而，在这层表象之下，格林斯潘治理下的美联储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对投机泡沫视而不见，营造了极度有利于资产持有者的政策环境。2008年金融危机的种子正是在这种“市场友好型独立性”时期播下的。

　　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新自由主义版本的央行独立性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快速传播，通过IMF贷款附加条件、精英政策网络及“华盛顿共识”广泛推广。在国际市场眼中，“独立性”逐渐与“可信度”划上等号，而“可信度”的定义则被狭隘地限定为对低通胀与财政约束的承诺。

图：格林斯潘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左）“新自由主义”下的央行独立性是“华盛顿共识”的产物（右）

　　2010年后：新自由主义共识式微与政治压力的回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GFC）开启了对自1980年代以来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共识的逐步侵蚀。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实际工资停滞，以及“政府救了华尔街，却让普通民众买单”的观感加深，美国选民在2010年代逐渐转向各类民粹主义思潮。这一政治重塑削弱了社会对旧有正统观念——财政紧缩、放松管制与政府有限角色——的接受程度，取而代之的，是公众对直接支持工人和居民部门政策的更强烈诉求。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无法将自身与不断变化的政治风向隔绝开来。

图：民粹主义的崛起（左）呼吁政府在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右）

　　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期，正好反映了这一演变。她的鸽派立场虽然可以用传统宏观经济逻辑解释——低通胀与经济复苏脆弱——但更深层的社会政治环境同样关键。耶伦不断强调“强劲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并突出失业对个体生活的冲击，这与公众对“涓滴经济学”（富人致富后财富自然会向下渗透的理论）的怀疑态度相呼应。

　　疫情期间，美联储的表现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转变。随着2020年底至2021年通胀压力逐步累积，美联储却迟迟不愿迅速收紧政策，坚持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其背后体现出政治敏感性：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仍在疫情冲击中缓慢恢复，过早收紧政策极易被视为对工薪阶层的冷漠甚至无情。实质上，美联储在优先事项上的偏移更贴近近十年来美国公众日益强化的再分配诉求与亲劳工倾向。这并非狭义的党派化“左倾”，而是对社会舆论和政治氛围的顺应。

图：美联储对通胀”暂时性“的表述根本上是政治化的选择

　　特朗普时期美联储“独立性”的必然重塑

　　如果说1980年代美联储的独立性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社会在新自由主义优先事项上形成了强烈的政治共识，那么它在特朗普时期的式微，则反映出这一共识的瓦解，以及民粹主义崛起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力量。美联储能否保持“独立”，一直取决于其政治资本——即在公众和民选官员眼中的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初，沃尔克的反通胀政策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美国公众对物价失控已经失去耐心，并愿意支持一次痛苦的经济再平衡。换言之，独立性能够维系，是因为它符合1980年代至2010年代初的中位选民偏好。

　　相比之下，进入2010年代和特朗普时期，美联储背负着“建制派精英机构”的形象包袱——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组织，在金融危机中救助了华尔街，却让普通家庭承受房屋被收回、工资停滞和贫富差距扩大的苦果。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民粹主义者，都在对美联储的合法性表示怀疑。

　　在这种条件下，尤其是在公众支持率跌至历史低点之际，美联储赖以保持独立性的政治资本逐渐流失。一个曾经依靠两党共识保护的机构，如今暴露在公众敌意和总统攻击之下，不再拥有沃尔克—里根时代保护它的那份合法性基础。实质上，政治环境迫使美联储不得不随民粹主义潮流而动。换言之，其政策取向可能愈发呼应民粹优先事项：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以支撑资产价格，并在“就业市场强劲”的名义下容忍更高的通胀。

图：美国民众在1980年一致支持抗通胀（左）现如今的美联储已几乎没有维持独立的政治资本（右）

　　如果仍有人相信在这种环境下美联储能够保持独立，那或许是没有从特朗普时期司法独立性的削弱中吸取足够教训。2025年3月14日，美国司法部长潘·邦迪在司法部总部为特朗普安排了一场高度争议、带有竞选意味的演讲——这是司法部历史上首次公开的政治化表态。在我们看来，这一事件标志着司法部在特朗普时代与民粹主义的结盟。如果连长期被视为最具隔离保护的美国司法体系都可以被民粹政治所塑造，那么美联储——其结构更容易受到行政任命、总统施压和公众舆论影响——自然就更难以抵御类似压力。

　　公平而言，美联储的这一政治重塑并非源于鲍威尔主席个人的软弱领导，或美联储内部突然发生的意识形态转向，而是美国政治结构性力量的产物。当中位选民的偏好发生转变，技术官僚的独立空间便随之收缩。在一个被民粹主义主导的政治体系中，美联储已无法再合理扮演一个逆势而行、坚持反通胀优先的“少数派机构”。相反，它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参与民粹议程——优先考虑增长、就业与短期繁荣，即便代价是长期的通胀风险。因此，美联储“独立性”的命运，并不由FOMC内部的争论所塑造，而是由美国民主制度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思潮所决定。

　　——Clocktower Group策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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